三原,大西安曾经的经济中心

 人参与 | 时间:2017年5月5日 12:55:34

从钟楼出发,一路向北,直行40公里就可以到达三原县城。县城不大,只有几条繁华的商业街,除了城隍庙、于右任故居等几处景点外,无论从城市布局、经济结构还是人口素质,都看不出曾经的西北地区经济中心的痕迹。

时光倒转500年,这里绝对让西安引以为豪——这儿曾经隶属于西安府,明清两朝一直是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。

在这里,陕西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堆砌了一座影响全国的城市,打破了我对陕西人“不善经商”的偏见;在这里,我找到了建设大西安的激情与澎湃。

我想借助回顾这段历史,重新拾起那股向上的力量。

元末的小长安

三原,因境内有孟候原、丰原、白鹿原而得名,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心,有泾水渭河之便,土厚水利,人称关中白菜心,农业产出丰富,在元末明初就已经成为关中地区重要的粮棉基地。丰富的农业产出,为三原商品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关中地区大批游离于农业之外的手工业、商业人员到三原谋生,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让三原的贸易经济越来越发达,市场上各种商品齐备,居民所需生活用品应有尽有,三原逐渐成为关中地区重要的物资交流中心,西安城(指现在的西安市,在明清时期叫西安府,辖咸宁、长安二县)当时的物资也要到三原进行交换。

耀州(今铜川市耀州区)瓷器天下闻名,“ 人持五金以上者,率就三原以市”, 三原成为辐射关中地区的商业中心。

因其发达的经济,三原风头盖过西安,逐渐有“小长安”称号。

明朝的交通,主要以驿路为主。明朝在三原设有建忠驿,从三原出发,按照地形走向,向北经过现在的铜川、延安直达陕北,向西经过彬县、长武县、平凉、固原直达兰州,三原用这两条路线直达陕边四关、联结西北。

民间贸易通道基本上是与官道重合的,但是渭河北高南低,为避免渭河暴涨所造成的交通阻隔,商队大多不经西安,而沿渭河北岸经三原(建忠驿)而行。

当时进入关中的物资主要有两条线路:

一条是水路,主要运输南方物资,经过水路到达汉口,从汉口经过汉江到达龙驹寨(今丹凤县城),然后进行陆运,经过商洛、蓝田、灞桥、到达三原;

另外一条是从潼关进入关中地区,经过现在的大荔县、然后沿着渭河北岸到达三原,这条路线主要运输北方物资。

这两条线路,使得三原成为陕西地区的交通枢纽。

因处于枢纽位置,明朝政府规定,凡是运往陕边四关的物资须在三原建忠驿站进行中转。

作为西北地区的物资中心,三原市县甚至在城门上冠以“西达甘凉”、“三边要路”的石额。

边关机遇

明朝灭元后,西北蒙古边患一直是当朝的最大威胁。为了维护边境安定,大明在西北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大边关,长期驻扎军队,在陕北沿边一线分布着甘肃、固原、宁夏、榆林四镇,号称陕边四镇,长期驻军大约20万左右。这20万人的衣食主要靠外运解决。

关中沃野千里,物阜民丰,明朝政府规定陕西地区粮棉赋税直接输往陕边。当时粮食基本能满足陕边需求,棉布大概只能满足陕边一半的需求,缺口在30万匹以上。

于是,关中地区存在巨大的棉布需求。

明朝赋税必须缴纳实物,农民有田超过五亩的,必须种植桑、麻、棉各半亩,否则要纳绢或棉布、麻布各一匹。

而当时,江浙一带是全国的纺织中心,所产标布(布匹都是白色,尚未印染)物美价廉,在西北地区倍受老百姓欢迎,成为了供应陕关四边的棉布的主要来源。

陕西的商人们看到商机,纷纷北棉南运、南布北上。据统计,陕商每年从江南贩运的布匹达到2700多万匹,占当年江南布匹的80%。从这方面说,江浙一带的资本主义萌芽直接得益于西北地区的布匹需求。

入清后,湖北、河南等地用地窖织布解决了空气干燥、断头太多的难题而迅速勃兴。湖北的“府布”,河南的“颖布”逐渐成为陕商的又一商贸基地。这些布匹通常在汉口进行转运,通走汉江经龙驹寨运到三原,在三原经过印染加工在销往各地。

物资在三原建忠驿集聚之后,如何运到边关就成为另外一个问题。

当时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骡马人力独轮车,物资运到边关耗时耗力、损耗大、成本高,仅凭徭役根本无法满足需求,尤其是粮食,加上路途损、人员消费,运到边关折耗过半。

为了解决运输难题,明代实行“开中法”,政府鼓励商人输运军需(粮食、布匹等)到边塞换取盐引,给予贩盐专利。

盐业自古以来是暴利行业,一直由政府垄断经营,商人只要获得食盐许可证,便有暴利可图。

“开中法”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资本参与军需物资供应的积极性,以三原为中心,运粮换盐的边关贸易迅速崛起。关中地区的商人借助地利之便纷纷携带资本涌到三原,争夺“盐引”之利。

占据地利之便、交通之要、政策之支持,三原迅速吸引了大批的商人和资本,经济职能不断增强,商品种类日渐丰富,商业氛围越来越浓,逐渐从一座传统的县城变为西北地区的商贸城市。

中药材一直以来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出口商品,三原的名气使得药材加工与集散产业在三原快速聚集,借助各条商路运往全国各地。

有记载称:川、甘及陕西省南北两山所产药材被称为“西口药材”,多由此转销他省。名贵药材如:西藏、青海的冬虫夏草、甘肃岷州的枸杞、陕西秦巴的党参、礼泉的地黄,乾州的红软柴胡等,这些药材经过三原加工炮制后“转贩豫、晋、鄂、苏等处销售” ,三原成为西北地区最大药材外销和集散基地。
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、天下攘攘皆为利往,三原迅速膨胀的商业地位,让当地人看到了发展的商机。

三原及其周边的老百姓抓住商机,迅速参与到商品贸易中,除了军需物资生意,三原地区的商人还做普通老百姓的生意,如贩运铁器、茶叶、棉布到边关互市交换皮毛、畜类等,出现了“盖三原天下商旅所集,凡四方及诸边服用,率求给于此,故三原显名于天下”。

三原从关中地区的经济中心转变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贸中心。

随着明朝“一条鞭法”的实行,白银在当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,那种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逐渐衍生为银货交换。

作为物资集散中心,三原地区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,明朝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中记载:“至今西北贾多秦人,然皆聚于沂雍以东,至河华沃野千里间,而三原为最。”

民间贸易的兴起

到了清朝,蒙古边患减轻,军需物资需求锐减,民间贸易取代了军需贸易。

一方面,清朝的疆域较之明朝北移,领土扩大,西北地区人口大量增加,布匹、盐巴、茶叶、皮货、药材的需求比明朝更大;另一方面,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时期已经萌发,贸易商品种类增加、品种丰富、尤其是南方棉布物美价廉,为贸易提供了丰富来源。

民间贸易使得三原地区的经济比以前更为繁荣,三原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,成为西北地区与江浙一带的布匹转运、加工、集散中心,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、加工基地,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。

据史料统计:光绪年间,三原有票号10家,每年汇划全国的白银多达2000万两到3000万两;而同期的西安,有票号11家,每年汇划全国的白银有四五百万两,仅为三原的20%左右,甚至出现了“西安银钱业的利率升降,无不与三原行市息息相关”的局面。

泾阳,不产茶叶的茶城

说起贸易,我们必须提到一样物品,那就是茶。少数民族 “不得茶,则困以病”,茶叶在边境贸易、边境互市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明朝中期以前,西北地区贸易的茶叶主要是秦巴山区,包括汉中、四川一带的茶叶,但是,这些地方的茶叶属于绿茶,产量低、味道淡、不易保存。

明朝中期以后,商人们发现了来自湖南安化一代的红茶,产量高、味道浓,价格低,特别适合少数民族饮用。于是,大部分来自湖南,少部分来自湖北、江西、安徽的红茶迅速垄断了西北地区的茶源。

红茶在加工过程中需要二次发酵,挤压成砖,形成“茶砖”,在实践中,商人们逐渐发现,泾阳比三原更适合加工茶叶。

原来,茶叶的加工过程对水质要求很高,泾阳地区“所用水为井水,味咸,虽不能做饮料,而炒茶则特殊,昔经多人移地试验皆不成功,故今仍在泾阳”。

伴随着“安化茶”的兴起,西北地区的茶叶加工、装载中心,由三原集聚到泾阳。据史料统计,每年仅在泾阳捡茶的临时工人就“不啻千百人”,泾阳茶号七、八十家。

这些经营茶叶的大商号在西北都很有名,“马合盛”马家光运茶的骆驼就千余匹,每次出发峰峰骆驼相连,蔚为壮观,连慈禧太后都亲口封他为“大茶商马合盛”。

伴随着茶叶集聚的还有皮毛生意,这个可以理解,皮毛轻、价值高、运输方便,茶叶主要卖给边境西北少数民族,交换回来的主要就是皮毛了。

泾河的水适合加工茶,也适合加工皮革,泾阳加工的皮革质地轻柔,在市场很抢手,于是泾阳在沾了泾河水的光后又获得一项殊荣——西北地区皮革加工中心。

对于古代的泾阳而言,泾河绝对是条财富河。在贸易中,商人们发现产于兰州五泉山的水烟叶质量特别好,就尝试在做生意回来的路上运回烟叶到泾阳进行加工销售,没想到水烟特别受欢迎。

清朝入关以后,以满清贵族为主的上流社会人士嗜好水烟,并渐成时尚,到了光绪至民国初期达到极盛,烟酒茶齐名,泾阳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水烟集散基地,在清朝每年发货超过了600万斤,占到兰州水烟产量的三分之二,兰州水烟经过泾阳行销各地。

紧傍着三原,依仗着泾河,泾阳分担着三原的部分经济功能,形成了茯苓茶、皮毛和水烟为主的产业,它与三原构成了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。

城墙里的西安

与三原泾阳的繁华不同,西安(今天的西安市区部分)的存在主要是用来发挥政治职能的。

首先,作为陕西布政司所在地、西安府的府城、咸宁长安两县的县城,从唐朝时,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,但是经过安史之乱、五代十国之后的战争,都城破烂、基础设施毁损严重。

明朝时,仅仅修建了皇城,面积不足唐朝时面积的十分之一,城内还驻扎了大量的行政机关。

这就导致城内狭窄,经营场所不足,官僚气过重,商人害怕遭受盘剥欺凌而不愿意入城经商,商业迟迟发展不起来,西安成了一个纯行政中心和消费区域。

这也就形成了关中地区独特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。这种现象从明朝开始,一直持续到民国中期,陇海铁路贯通道关中。

参考文献:

《三原县新志》木刻本;

张萍 杨蕊 《制度与空间:明清函北城镇体系的多元建构与经济中心的成长》;

刘炳涛 《商业、环境与乡村经济结构变化》;

王世伟《明清时期三原、泾阳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安关系》。

文章作者:渭河柳 西安市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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